新疆稳定与地区经济发展法制保障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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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际法律框架”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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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26日下午,由新疆稳定与地区经济发展法制保障研究基地、新疆大学法学院、新疆法学会国际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崛起、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际法律框架”报告会在新疆大学科技楼627举行。本次报告会邀请到厦门大学法学院著名国际法学者蔡从燕教授、于飞教授和陈辉萍教授,新疆大学法学院秦鹏教授、王林彬教授、肖建飞教授、王晓峰副教授、援疆挂职的李哲副院长和杨静博士、李贝贝老师出席了本次报告会。报告会开始之前,举行了赠书仪式,厦门大学的教授赠与我基地相关法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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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蔡从燕教授为大家作了《中国崛起、上海合作组织与国际法律框架》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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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分为三个部分:

一、中国崛起与国际组织政策的发展

(一)国际组织与大国

为何国际组织重要,可以从多方面考察,蔡从燕教授主要是从大国的角度进行考察。1、从其作用来看,国际组织的数量自不断的增加,并且其职能由于自我行政系统解释发生扩张,国际治理能力增强。传统国际法关注战争、化界等与国内无关的事项,如今的国际组织开始介入国内的行政部门等如何行为等问题,这意味着对治理结构、宪政结构产生影响,对国内治理产生影响。2、国际组织组织意味着共同体,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是很危险的,在国内社会国家即是共同体。不同的是,国际社会中并无巨大共同体发挥强制功能,。国际组织成立后是否坚持国家主权平等?如联合国中规定了主权平等,但也规定了不平等如常任理事国。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大国,不仅有法律上的特权更是有事实层面的特权。因此国际组织对大国非常重要。

(二)中国国际组织联系与发展

中国国际组织政策分为三类:1、旁观者。如77国集团,其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加入其中但是保持发展是有益处的。又如东盟,其未加入对中国发展威胁很大。而国际刑事法院的是否加入对中国影响不大。2、参与者的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3、发起者——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投行。总的来说,中国国家组织政策变化与中国崛起密切相关。

(三)国际组织与中国在国际法律秩序中的角色转换

1、中国在国际法律秩序中的传统角色——规则接受者与规则遵守者,近代以来中国不断的证明自己是遵守规则的。2、国际组织与中国在国际法律秩序中的新角色——规则创设者与倡导者,寻求志同道合者。国际组织在国际造法中作用很大,中国要做国际组织的发起。

二、上海合作组织的法律构造

蔡从燕教授针对具体的条款对上海做组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1996年,上海五国(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1997年,上海六国(乌兹别克斯坦);2002年,上海合作组织宪章;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17年,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二)上海合作组织的性质,上海合作组织是安全组织,最早是为解决边界问题,之后加入反恐等。它又是综合组织,其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三)上海合作组织的权利义务构造上,其宪章不能看出明显的权利义务。(四)上海合作组织的权利义务履行,中国没有义务履行强制义务;(五)上海合作组织的决策规则;(六)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构造。

、上海合作组织与合作领域

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领域包括:(一)和平领域主要针对:1、反恐,但是中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与西方是不同的,因此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2、网络安全。(二)而在发展领域主要有:1、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银行2、“一带一路”倡议3、欧亚经济联盟

最后蔡从燕教授总结了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所凭依的意识形态和国际组织的经验,认为中国的崛起需要借助特定的国际组织的力量。我院研究生就亚投行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前景的对比进行提问,蔡从燕教授更看好上海合作组织的前景,他认为亚投行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具有多边意义上国际组织,而相比之下上海合作组织规模较小,如何更好的管理如此之多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是一个潜在的难题。

报告结束后,蔡老师回答了部分研究生的提问,师生间进行了有益的互动交流。



2018627日上午,于飞教授以强化我国区际民商事直接取证为视角,作了《我国的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问题》的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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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的第一部分分析了不同区际司法协助模式。主要包括以美国为例的宪法主导模式,以苏联为例的纲要统一立法模式,以英、澳为例的统一立法模式和以加拿大为例的法域自主立法模式。结合分析了我国区域立法模式的选择,在香港回归前,许多学者对中国未来区际法院判决的认可与执行提出了许多主张,认为类似美国的模式不可取,苏联与英国的也不行,因为从民商事角度看每个法域是平等的。而“安排模式”较为可取,即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订有关安排,之后内地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予以公布,港澳则将安排具体转化为本地法律予以实施。而两岸民事司法协助的现实可称为“单向分别立法结合双向模式”,“单向分别立法”在大陆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系列司法解释。在台湾,指《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7874条的规定;“双向协议”指两岸“两会”《司法互助协议》。目前的疑问是“两会协议”是否需要接受程序?效力双向认定怎样落实,有何法律依据?

第二部分于飞教授介绍了我国区际民商事直接取证。域外取证方式包括直接取证和间接取证,海牙《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在其第一条规定了基本方式——请求书取证方式,公约并规定请求应直接交给被请求国中央机关。此外,公约还规定了直接取证——领事和特派员取证。关于特派员取证制度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实施的制度,以外还有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取证方式。而我国由《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等规定。但是现行区际民商事取证制度存在一些局限,程序复杂,诉讼成本高。如果受委托方法院配合不够或协助不到位,就会出现取证难问题,耗费时日且易造成案件审理的久拖不决。于飞教授认为区际民商事取证不存在主权冲突,应以法域平等为基础,要求取证方式灵活。并对区际取证中司法人员到场与特派员取证进行了厘清。


于飞教授与在场的研究生进行问答互动和短暂的休息后,陈辉萍教授以中亚为对象,带来了《中资企业赴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投资的准入障碍与法律对策》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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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陈辉萍教授从宏观上分析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经济带的主要国家,此前并不是我国的主要投资地,因此一带一路实际上会引导其投资的增加。实际上中亚国家具有良好的投资前景,具体而言:1、中亚国家的投资政策与我国具有契合性,这些国家为寻求经济发展在不断的出台修订投资法。2、我国与中亚各国具有产业互补性,中亚国家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需要基础设施建设,而我国在能源开采设备上具有技术优势。3、我国与中亚各国有良好的经济合作基础,例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有签订很多协议。4、中亚已呈现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5、我国与中亚地区存在经济合作所需的政治互信。

其次,从提醒投资者的角度看,陈辉萍教授提示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投资准入有一定的门槛。现在主要的投资者来自俄罗斯、荷兰、美国、法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中国可以与其平等竞争;在《能源宪政条约》框架下,中国不是缔约国出于劣势;在双边投资条约框架下,BITs内容简单,没有准入条款,不能打开中亚市场。

第三部分,中资企业投资中亚面临东道国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和限制。在法律上的限制有:1、对准入行业或部门的禁止,如土地方面禁止外资进入。2、对准入行业或部门的限制,如股比上的限制。3、对股权转让的限制,特别是能源方面不仅需要许可还需优先权。4、对外资新设或并购的审批制。5、对外资新设或并购的国家安全考量。6、对外资新设或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在事实上的限制有:1、环保要求的障碍。2、劳动力许可方面的障碍。3、投资法律与政策的不稳定性。4、“资源民族主义”新政策的障碍。5、语言文化差异导致的障碍。6、腐败之风盛行的障碍。

最后,促进中资企业进入中亚的法律对策主要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建议。在国际法层面,中国应当更新与中亚各国的BIT,加入《国际能源宪章条约》,考虑于各国签订FTA

在国内法层面,鼓励中亚各国提高立法质量,增强开放,并在能力建设帮面提供帮助。

报告结束后王林彬教授与陈辉萍教授就中亚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深入探讨,并且将其近年来对哈萨克斯坦相关法制度的研究成果赠与对方,从而希望促进双方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




基地通讯员  姚越维